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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洗钱犯罪中国在行动

中顾法律网 2017-07-14 10:30 阅读548 点赞0
刑事辩护
2001年9月至10月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洗钱领导小组;2002年4月,公安部在经济犯罪侦查局内部专门设立了洗钱犯罪侦查处。2003年1月

2001年9月至10月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洗钱领导小组;2002年4月,公安部在经济犯罪侦查局内部专门设立了洗钱犯罪侦查处。

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成立了反洗钱工作的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外汇管理局系统的反洗钱工作。

这年的3月,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特别行动工作组(简称为"FATF")首次在中国召开以反洗钱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正式表示考虑加入FATF。

2004年3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洗钱罪”一审判处汪照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这是我国第一起以“洗钱罪”定罪的案件。

一个神秘来客

9点多钟,一辆奔驰轿车在一栋住宅门前急速停下,一名中年女子迅速上车,小车随即开走了。上午11点30分,该辆车牌为粤TC2966的奔驰轿车停靠在了深圳市联城酒店门前,那名中年女子与驾车的男子先后下车到酒店吃饭。中年女子名叫区丽儿,驾车的男子年近40,名叫汪照。

汪照,原籍江苏南京,高中文化,此时的他户籍在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街广纸丙街10号。汪照是个在江湖上“混过”的人:16岁因偷渡被强制劳动;33岁,因偷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后被假释。此时,距离他假释期满刚好两年。

汪照此次与区丽儿一起到深圳,是要去接一个神秘的人物。

下午两点半,一辆轿车在深圳联城酒店大堂门口悄然停下,一名中年男子从车上走下来,随即钻进了汪照驾驶的奔驰车中。该名中年男子的随从将一只沉重的皮箱放到了汪照驾驶的奔驰车后备箱里,奔驰车随后向广州方向驶去。

这个神秘来客是区丽儿的弟弟区伟能。据广州警方秘密掌握的线索,区伟能是一名跨国大毒枭,在香港、加拿大、东南亚等地都有活动,正遭到国际通缉。区伟能此次从加拿大老巢秘密潜回,是想在广州买一家企业经营,把自己贩毒所得合法化,同时开辟新的贩毒品的通道。后备箱里是区伟能带回来、投资企业的部分贩毒所得,500万港币,30万加币,10万美金。

汪照是在2001年12月经朋友介绍认识区丽儿的。汪照在当地很能“混”,区丽儿对汪照很信任,曾送了一只金兔给汪照,有什么事情,区丽儿都与汪照商量。2001年6月,区丽儿委托汪照将100万港币汇出境外,汪照通过朋友很快办好了,区丽儿此后对汪照更加信任了。

2002年6月,区丽儿告诉汪照,她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赚了点钱,但由于生意不是很正当,为家人以后着想,想做回正行,把钱合法化。汪照说,“那很容易,把钱拿回来,在广州投资一个工厂经营就可以了”。

2002年8月的一天,区丽儿告诉汪照,弟弟准备广州,但因为弟弟在香港被通缉,希望汪照设法把弟弟安全地接回广州。汪照满口答应帮忙。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所谓洗钱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交易、转移、转换等方式加以合法化,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洗钱活动不仅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而且还助长新犯罪的滋生,扭曲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腐蚀公众道德。

洗钱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刑法》早在1997年就以专门条款规定了洗钱罪。1997年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专门条款规定了洗钱罪。美国“9.11”事件以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于2001年12月在《刑法修正案》中,将恐怖主义犯罪列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

2001年的12月29日召开的九届人大25次会议,对洗钱犯罪进行了重新定义,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收益,为掩饰、隐藏其来源和性质,有提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等行为的均构成洗钱犯罪。

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以及金融业反洗钱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

9·11事件后,国际社会纷纷成立反洗钱体系,希冀从经济源头上打击恐怖主义。我国也不例外。 2001年9月至10月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洗钱领导小组;2002年4月,公安部在经济犯罪侦查局内部专门设立了洗钱犯罪侦查处。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发现,在中国跨境洗钱主要有三条重要途径——通过地下钱庄、现金走私(非法途径进行的跨境洗钱)和利用合法金融机构进行的跨境洗钱活动。但是,由于银行作为资金运作的中介和枢纽,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就能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利用合法的金融机构进行跨境洗钱,正在成为犯罪分子们洗钱的首要选择。

汪照等人正在从事的就是典型的涉毒跨境洗钱犯罪。

一本亏损帐目

汪照得知区丽儿想投资工厂后,就开始留意推荐。

这时,一家经营人造木板生意的公司走进了汪照的视野。

这家名为广州市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位于番禺沙湾镇北村工业区。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公司的大股东是许俊豪,占60%的股份;另外40%全为技术股,由另一位股东麦志伟持有。

广州市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经营一直良好,但由于合作不愉快,2002年5月,许俊豪决定退股。

汪照通过朋友获得了这个消息,带着区丽儿去看厂。经过讨价还价,许俊豪同意以550万卖出其60%的股份。

2002年8月16日,汪照和区丽儿及其朋友到黄埔律师事务所办理购买股权手续,并交纳了100万元订金。8月18日,区丽儿正式接手公司,进行盘点、清理债权。

8月23日,汪照再次陪同区氏姐弟到黄埔律师所办理鉴定股权转让手续,双方在律师行拟订的交易股权见证书上签了名,并付清了余额450万元。

广州市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大股东就此易主。随后,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管理层进行了重大调整:汪照被任命为董事长,主要负责对外联系;股东之一的麦志伟任总经理,负责管理生产技术;区丽儿是财务总监和法人代表,公司的财务事务全部由她说了算,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出纳及负责公司成本核算、利润核算的会计等,也都是区丽儿请回来的“私人助理”。

区丽儿等人行事非常谨慎。公司员工500多人的工资分发,货物买卖的入帐以及现金的交易都在区丽儿监督下进行。买卖采取两种方式——现金交易或者银行转帐。前者的单据要上交入帐,后者则直接到银行办理。

区丽儿以她、区伟能及公司会计、出纳等多人的名义在公司所在地开了多个银行帐户,为安全起见,帐户的设立分别在不同的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都有,这既不容易被查出,可以逃税,又可以为私自提取公司的现金提供方便。

不过,要漂白毒资仅有此还难以成功。

“儿姐(区丽儿)是个调帐高手,从她手里出来的帐一定是亏损的。”汪照被抓后对询问他的警方称。

据汪照供述,每个月的最后一两天,当公司财务把帐做好后,就交给区丽儿进行调帐。区丽儿通过虚设买方的姓名、单位和交易金额等信息,虚设投资项目,提高设备折旧等手段,一直要把每个月的帐目调整到亏损为止,如一台价值150万人民币的设备,本来应10年折旧,区丽儿将其调成分5年折旧,折旧费立刻翻倍,成本上升,导致亏损。那些虚设的支付款项就被区丽儿等人悄悄提走。有时候,区丽儿也会指使会计做好亏损帐后再交给她。

那些做好的假帐,有的放在汪照车上的一个文件袋里,有的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2002年12月,麦志伟以人民币220万元将其持有的40%的股份转让给了区丽儿。

麦志伟决定离开时,区丽儿、汪照将公司会计、出纳等人叫到汪照的办公室,区丽儿、汪照一起嘱咐她们,要做一笔180万元的亏损帐。此时,公司当月的帐目已经做好封存。在区丽儿、汪照的指使下,出纳、会计等4人,把已经封好的帐目重新拆开,精心制作了亏损180万元的假帐。

对于这些举动的目的,汪照十分清楚,他后来在给警方的供述中承认:“(区丽儿调帐的目的)就是洗黑钱,因为,只要厂子每个月亏损,区伟能就会源源不断地拿钱去投入,进而把他贩毒所得转化为合法的钱。”

汪照向警方称,继购买广州市百叶林木业有限公司股份投入的550万元以后,区伟能又先后追加投入700多万元,其中包括流动资金148万元,购买设施及扩建车间150万元,支付工人工资以及租金、厂房和购买原料300多万元,买两台车20多万元,也就是说,区伟能先后投入近1300万元。

在区丽儿、汪照经营木业公司期间,公司的帐目显示没有一次赢利。但实际上,木业公司变换股东后也一直在赢利。汪照估算,从接手到案发,不算折旧,公司获利近800万元(其中,库存进口原料147万元,杨木单板200万元,设备及扩建厂房价值200万元,成品价值200万元,废品折合价60多万元),当中还不包括区丽儿做假亏损转移走的现金。据汪照交代,作为实际上的大股东,区伟能也看帐,但他不看原始帐,只看区丽儿调整过的帐目。区伟能每个月以区丽儿的私人名义从公司提走22万元人民币。

区丽儿多次问汪照想要多少公司股份,汪照一直表示“先把事情干好了再说”。这样既能让区丽儿觉得他不为利益的驱使,从而对他格外信任,又能让自己免于踏进这滩渗着毒品的死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拿“毒资购买的股份,和贩毒没什么两样”。

汪照获得的报酬是每个月从公司里拿到5000元的工资,外加3000元的汽车油费,2000元的电话联络费,其它应酬的支出由区丽儿另外支付。在成功购买百叶林木业公司之后,区丽儿送给汪照一辆价值80多万元的奔驰小轿车。

就在汪照等人秘密从事洗钱活动的时候,中国反洗钱战斗的帷幕已正式拉开。

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挂牌,并成立了由有关司局参加的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统一协调、组织指导反洗钱工作。

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成立了反洗钱工作的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外汇管理局系统的反洗钱工作。

这年的3月,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特别行动工作组(简称为"FATF")首次在中国召开以反洗钱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正式表示考虑加入FATF。

联合国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至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相对来说,中国的洗钱犯罪还未形成大的规模。

尽管中国一直以来实行较为有效的外汇管理,但作为近些年来在我国新表现出的犯罪行为,洗钱犯罪活动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97年至1999年,中国3年累计外逃的资金约500多亿美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是通过洗钱方式流到境外。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至少有4000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他们所携带的资金总额超过50亿元人民币。

中国反洗钱工作面临多种挑战。

反洗钱立法启动

2002年底,区伟能等人贩毒案发,他投资购买、经营木业公司的事情被抖露出来。

2003年4月24日,经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汪照被依法逮捕。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汪照明知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伙同他人掩饰、隐瞒该违法所得的非法性质及来源,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已构成洗钱罪。2004年2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4年3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对汪照涉嫌洗钱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由于此前我国内地从来没有以洗钱罪定罪的先例,汪照一案审判与定罪过程一波三折。

在此之前多份由汪照亲笔签名认可的审问笔录中,汪照都提到自与区氏姐弟熟悉以后,便知道他们的资金是贩毒所得。但是,庭审过程中,汪照突然翻供,否认自己知道区伟能的投资款是毒资,更不清楚区丽儿捏造假帐,区伟能投入的资金是贩毒所得,是他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才知道的并不是“明知”。

汪照辩称,其董事长之位实际上形同虚设,除平时与外界各方洽谈外,他从不过问公司的运营情况。他曾先后多次询问过资金的来历,区氏姐弟都避而不答或者故意转移话题,他由此才肯定资金是毒资。对于那些之前的供述,汪照声称是因为他太累被迫承认的。

汪照的律师辩称,洗钱罪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明知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检察机关的证据不能证明汪照“明知”520万港元是毒资。根据汪照的供述,区氏姐弟一直没有告诉他钱是贩毒所得,汪照没有洗钱罪的“主观故意”,缺乏犯罪构成要件。汪照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知道投资款是毒资的,所以不能认定被告人是“明知”。况且,汪照一案审理时,区伟能贩毒案还没有审理终结,区伟能被起诉的罪名也不是洗钱罪,而是贩毒罪。

汪照辩护律师由此认为,在其他同案人未被认定的情况下,只有被告人的供述,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犯洗钱罪。

广州市警方查证,汪照曾与区伟能一起出席与其他国籍的贩毒分子的洽谈,商量如何利用木材厂生意,将一些木材挖空,把毒品藏在里面,然后运到国内,从而开辟一条从缅甸、老挝到广州运毒的新路线。2002年3月,区伟能从国外回来以前,区丽儿在请求汪照帮忙时曾提到,所用资金是不合法的。警方认为,种种证据显示,汪照对木业公司资金的来源及性质是清楚的,且在掩饰、隐瞒该违法所得的非法性质及来源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洗钱犯罪侦查处处长吴卫华认为,我国在反洗钱方面的立法欠缺,导致洗钱行为难界定,不利于打击洗钱犯罪。如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刑法中对洗钱犯罪上游犯罪仅规定了4类犯罪,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故意较难等。

2004年3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洗钱罪”一审判处汪照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汪照表示服判,未提出上诉。这是我国第一起以“洗钱罪”定罪的案件。

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的反洗钱工作还存在差距。

吴卫华坦言,有很多洗钱行为难以界定,很难找到一个很明确的证据链,现有法律规定本身又限制了公安机关收集洗钱的证据。他透露,自中国1997年《刑法》规定洗钱罪以来,内地以洗钱罪定罪的案例仅有2起:一起是上述的汪照洗钱案,另一起是福建蔡建立、蔡怀泽洗钱案。后一起案例是以转移交易毒品的黑钱来认定洗钱罪,福建泉州法院正在审理。

除了合作机构有待完善,监测分析体系有待健全等,缺乏一部专门的反洗钱法,现有反洗钱法律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界定过窄是问题的关键。同时,反洗钱信息收集与分析存在漏洞,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不落实,现金账户监管薄弱,加之证券、保险行业缺乏规范的反洗钱工作制度,不法分子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内部不同账户或不同证券公司之间的交易转移非法所得,可以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清洗赃钱等等,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效。

2004年3月“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国有关机构就成立了《反洗钱法》起草小组,起草工作小组由17个部门组成,央行、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名列其中。《反洗钱法》同时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一类项目,成为该届人大任期内需要提交审议的法律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主任、《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俞光远表示,打击洗钱犯罪是打击其上游犯罪的关键环节,是切断或限制犯罪集团的资金来源,削弱或控制犯罪活动的重要手段。制定“反洗钱法”,有利于加强和完善金融部门管理制度,培育社会信用基础,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并且有利于建立严格的内控管理制度,防止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流失。

俞光远建议,应当适时修改《刑法》的有关规定,扩展上游犯罪的范围。从近几年司法实践看,贪污、贿赂、腐败犯罪有不断上升的势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这类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打击不力,尚未有效遏制。另外,要完善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应规定除了主观上有洗钱目的外,知情而不履行反洗钱法定职责的行为也构成犯罪,同时应将犯罪主体范围扩展到上游犯罪的本犯。

俞光远称,在完善法律的同时,要加强现金的账户管理。管理机构要抓住现金管理这一重点,着重监控大额或可疑现金交易,同时完善现金管理的非现场监测管理机制,严格开户审查,大力推广非现金支付结算手段,逐步提高非现金交易的比重,以减少洗钱犯罪孳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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