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饵”正当吗?

　　[博主按：今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联频道播出了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就孙中界“黑车”事件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关部门就孙中界事件向外界作出有关调查结论的说明。看着几位领导在那里振振有词说着他们的“理由”，我很无语，只想劝说一句，认错吧，不要再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已经发生的错误了。就媒体公布孙中界事件的事实，我以为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孙中界的确被“倒钩”了!下面这篇短文是6年前应《浙江法制报》之约所写，今天又发生了孙中界事件，看来这种“鱼饵”还是很多很多的。]

　　民主并非全是好东西

　　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不以为然。民主是什么?今天它本身已是一个混乱不堪的问题，所以，作这样一个判断的正确性是令人生疑的。不过，我以为民主还是可以作点分类，以这样的分类视角，可能会加深对民主的认识。

　　博士生第01课

　　昨天(9月25日)是本学期博士生第一课，来的同学超过了我的预料，不仅有非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同学，甚至还有非博士生同学。从下午2点开始，中间没有休息，直到将近5点半，长达3个半小时。从教室里出来，天色已微暗了。

　　我从来不做“梦”

　　我并非西方法律的对立者，相反，我喜欢西方法律。像日本大法学家季卫东教授，他一个日本人，在日本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日本法院、法律的问题，却特别喜欢研究中国法院、法律的事。季卫东天天跑到中国的博客上，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与言论自由。我奇怪，是不是日本限制法学教授的言论自由呢?所以，我对季卫东教授机智地躲过日本法律的有关限制，不在日本谈法律，顺着互联网跑到中国大陆普及法律知识的盲流精神，还是蛮赞赏的。

　　“迷途”的法院

　　前几天，我收到我的学生的一封信(见附)，称我是“杀手”——原来我在学生中竟有这样的一个“浑号”。我给本科生上课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据说教育部有“教授必须在两年内给本科生开一次课，否则考核不合格”，所以，我就有了给本科生上课的理由。既然上课不多，为什么会在学生中混得这样的一个名声呢?我读着这位同学给我的信，我好好地反思着，终于有了答案：给学生考试分数太低!给分太低，就是“杀手”教授?哈!

　　从2003年因在抗击“非典”中“工作不力”的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以来，行政问责制作为重塑诚信政府与责任政府的一种制度性机制，在我们的行政体制内开始逐渐建立起来，重庆、广东等省市还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定，旨在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框架，落实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效性，以回应民众对法治政府的期盼。但是，随着不少被问责的官员后来陆续低调复出，民众对行政问责制的功能、意义以及“问责”的可信度，通过网络、新闻媒体等途径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措词强烈者也不乏其人。行政问责制存在与展开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是一位“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南方周末》2009年2月19日第8版)。从咸阳市长、咸阳市委书记岗位上一路走来的张立勇，到了高级法院院长之后，频频出“牌”。尽管他有“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学习经历，还有法律硕士学位，但他所出的“牌”的确有的“雷”。报上登了他的三句“名言”，这背后究竟是基于何种“牌理”，读后令人回味不已。

　　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制定了诉讼程序并相应地设立法院，这是为了平和地解决各种争端，无论它们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还是私人与国家之间。尽管我们有许多其他解决争端的方式，如调解、信访、找领导等，但相比之下，通过法院以诉讼方式的解决争端是“比较优势”的。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在参考前人和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等三部诉讼法和一部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多级、若干种性质不同的法院，还任命了许多不同级别的法官。总体来说，目前看来这一套诉讼制度的功效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在坊间和网络上流传着许多所谓的“司法腐败”的版本，尽管北京的“大法官”也“腐败”了，但毕竟，这是“极个别的”。